孙思邈

孙思邈(581-682)，汉族，唐朝京兆华原(现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是唐代医药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他也是一位地位很高的道教人物。在很多道教宫观里都有"药王殿"。他医德高尚，重视养生，济世活人，是一位真正的道士。他是中国陕西耀县人，公元581年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受到老师的器重，长大后开始爱好道家学说。由于当时社会动乱，孙思邈隐居陕西境内的秦岭太白山中，并渐渐获得了很高的声名。当时的朝廷下令征孙思邈为国子监博士，被他拒绝了。孙思邈在太白山研究道教经典，探索养生术，同时也博览众家医书，研究古人医疗方剂。他选择了"济世活人"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为了解中草药的特性，他走遍了深山老林。孙思邈还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开始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公元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公元682年孙思邈无疾而终。

孙思邈幼年体弱多病，汤药之资而罄尽家产。他自幼聪明过人，他通百家之说，崇尚老庄学说，兼通佛典。他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享年102岁。

孙氏自幼聪颖好学，敏慧强记，他7岁时每天能背诵一千多字，人称圣童。孙思邈的家乡在长安附近，长安为秦汉时期的文化中心，在当时也是东西魏之间战争的后方，当时的战乱对其历史文化的破坏不大。在这种条件下，孙思邈有机会从小就博览群书。因自幼体弱多病，常请医生诊治，以致耗尽家资。因此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用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为民除病，因而刻苦研习岐黄之术。

到20岁左右，他已对医学有一定造诣并小有名气，所以“京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找他治疗。除医学书籍外，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他也无所不读。到青年时代，孙氏已是个知识渊博，尤其精通儒家、道家并兼通佛学思想的颇有功底的学者了。公元579年即孙氏大约37岁以后，他以聪慧敏锐的头脑和相当渊博的知识看透了当时的统治集团之间相互勾心斗争、彼此倾轧杀戮的本质，加之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他鄙弃仕途，离开家乡，先后到长安以西稍偏南距长安600余里的太白山和长安以南200余里的终南山过了数十年的隐居生活。

孙思邈淡薄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请其为官，他均托病辞而不受。自85岁以后，他时而居京师，时而居山林，以行医为主要社会活动。 唐高宗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孙思邈132岁左右，他大约和朝廷有某种联系，受到某种约束，因此他上表高宗皇帝，借口身体不佳申请离京返回山林，高宗未予批准，而特赐其良马，并把当时闲置不用的原鄱阳公主的府第送给他居住。

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东台侍郎孙处约带着五个儿子孙健、孙儆、孙俊、孙佑、孙佺去拜见孙思邈，孙氏见了他们之后说，孙俊会先发财，孙佑的事业成功将较晚，孙佺在几个兄弟中将会名气最大，但其不幸在于带兵。以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孙氏所料。还有，太子詹事卢齐卿幼年时曾遇到过孙思邈，孙氏说，“你五十年以后将为官，我的孙子将成为你的部下”。以后卢齐卿果然当了徐州刺史，而孙思邈的孙子孙溥果然当了徐州萧县的县丞。孙思邈和卢齐卿讲话时孙溥尚未出生。

孙思邈晚年把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据南宋文学家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所说，孙氏在一百多岁才开始着手写《千金要方》30卷。永淳元年(682)他又集最后30年之经验，著成《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遗。同年，寿至140岁左右的一代名医孙思邈在长安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嘱咐家人对他的葬礼要从简，不要陪葬品，不要宰杀牲畜祭奠。据《旧唐书》记载，他死后“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这可能和他长期练气功并服用某些药物，使其机体代谢发生了某些特殊的变化所致。对此不应轻易视为无稽之说或封建迷信，有待今后深入发掘加以研究。

孙思邈一生著作80余部，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卷、《会三教论》1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1卷、《龟经》1卷等。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伤寒禁忌十五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

孙思邈的按摩等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三十卷，分二百三十二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五千三百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千金翼方》三十卷，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一百八十九门，合方、论、法二千九百余首，记载药物八百多种，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

他坚持辩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症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阿是穴”和“以痛为腧”的取穴法，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羊的甲状腺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用牛乳、豆类、谷皮等防治脚气病；对于孕妇，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衣服不可穿得过多……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孙思邈又是世界上导尿术的发明者。据记载：有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孙思邈在他的《丹经》一书中，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

孙思邈积一生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较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他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九个方面。

第一、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改六经辩证为按方剂主治及临床表现相结合的分类诊断方法，使理论更切合实际。

第二、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收载医方6500多个，无论是经方、古方、俗说单方均系统整理，大多注以出处。

第三、诊断学上把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突出反映在消渴、霍乱、附骨疽、恶疾大风、雀目、瘿瘤等病的描述和治疗上。

第四、治疗学上创用了新的医疗技术。如下颌关节脱臼手法整复术、葱叶导尿术、食管异物剔除术、自家血脓接种以防治疖病等。

第五、在药物学上，重视地道药材以及药物的种植采集、炮制和贮藏，并在药物七品分类基础上按药物功用分为65章，以总摄众病，便于医生处方用药。

第六、重视妇幼保健，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

第七、丰富了养生长寿理论，讲求卫生，反对服石，提倡吐故纳新，动静结合，并辅以食治、劳动，使养生学和老年病防治相结合。

第八、在针灸方面绘制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提倡阿是穴及同身寸法，对针灸发展有促进作用。

第九、在炼丹生涯中，记录了硫黄伏火法，是我国早期火药配方，在火药发明上有突出贡献。

悬丝诊脉

  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怀孕已十多个月不能分娩，反而患了重病，卧床不起。虽经不少太医医治，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太宗每日愁锁眉头，坐卧不宁。

  有一日，唐太宗理完朝政以后，留大臣徐茂功问道:“皇后身患重病，经太医不断诊治，百药全无效果。卿可知哪里有名医?请来为她继续治疗才是!”徐茂功闻言，便将孙思邈推荐给太宗说道:“臣早听说华原县(今耀县)有位民间医生孙思邈，常到各地采药为群众治病，对妇儿科尤其擅长。疑难之症一经他手，都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以臣之见，还是将他召进宫来，为皇后治疗才好!”

唐太宗听过徐茂功的一番话后，表示同意。便派遣使臣马不停蹄，星夜奔赴华原县，将孙思邈召进了皇宫。

唐太宗见孙思邈已经来到，便立即召见了他，说道:“孙先生医术超群，有起死回生之功，皇后身患重病，昏迷不醒，特请先生前来治疗，若能好转，寡人定有重赏。”

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束缚，医生给宫内妇女看病，大都不能够接近身边，只能根据旁人的口述，诊治处方。孙思邈是一位民间医生， 穿着粗布衣衫，皇后的“凤体”他更是不能接近的。于是他一面叫来了皇后身边的宫娥采女细问病情，一面要来了太医的病历处方认真审阅。他根据这些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已基本掌握了皇后的病情。然后，他取出一条红线，叫采女把线系在皇后右手腕上，一端从竹帘拉出来，孙思邈捏着线的一端，在皇后房外开始 “引线诊脉”了。

没有多大工夫，孙思邈便诊完了皇后的脉。原来，孙思邈医术神奇，靠着一根细线的传动，竟能诊断清人体脉搏的跳动。这就是他被群众称为神医的原因。

“万岁!民医已对病症经过了查问诊脉，诊断其为胎位不顺，民间叫做小儿扳心，故而难产十多个月不生，致使皇后身患重病。”孙思邈诊断完毕，向太宗禀告了病因。唐太宗听完以后，问道:“孙先生言之有理，但不知你打算怎样治疗?”孙思邈答道:“只需吩咐采女，将皇后的手扶近竹帘，民医在其中指扎上一针即见效果。”于是采女将皇后左手扶近竹帘，孙思邈看准穴位猛扎了一针，皇后疼痛，浑身一颤抖。不一会儿，只听得婴儿呱呱啼哭之声，紧接着采女急急忙忙跑出来说道:“启禀万岁，皇后被孙医师扎过一针后，产下了皇子，人也苏醒了。”

唐太宗闻言大喜，对孙思邈说道:“孙先生果真医理精深，妙手回春，确实是当代名医!今日医好中宫疾病，生了皇子，要算奇功一件，寡人有心留你在朝执掌太医院，不知你意下如何?”

孙思邈不愿在朝为官，立志漂泊四方为广大人民群众舍药治病，并撰写《千金方》济世活人。于是他向太宗陈述了自己的志愿，婉言谢绝了太宗赐给的官位。太宗听了，也就不好强求挽留。赐给他“冲天冠”一顶、“赫黄袍”一件、金牌一面、良马一匹和千两黄金、绸缎百尺。并大摆宴席，一来欢送孙思邈，二来庆贺皇后病愈生下皇子。但孙思邈又拒绝了太宗赐给的黄金绸缎。唐太宗深为孙思邈的高尚品德和为人处事的精神风貌所感动，同文武百官将他送出皇城，任他去名山大川采集药材，为黎民百姓救死扶伤，任何人不得阻拦。

唐太宗十分欣赏孙思邈，后来还曾亲临华原县五台山去拜访孙思邈，并赐他颂词一首。直到现在，药王山南庵内还留有唐太宗御道、“拜真台”、“唐太宗赐真人颂”古碑一通等。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然而他不慕名利，以医生为终身职业，长期生活在汉族民间，行医施药，治病救人。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一生带过几个徒弟：刘神威、卢照邻等等；今古远近闻名。他对汉族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转辗于五台山、太白山、终南山、峨嵋山等地，采集药材、炮制药物，提炼丹药，深究药性。他对汉族民间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多有研究，救治过许多疑难危重病人。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这不仅使他成为唐代名极一时的医学大师，而且使他一变羸弱之体，至百岁而视听不衰。

孙氏一生以济世活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精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安神定志，精心集中，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一样看待；治疗中要不避危险，昼夜、寒暑、饥渴与疲劳，全心赴救病人，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600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宋·林亿赞曰：“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由于孙思邈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及其崇高的医德医风，使之深受我国历代人民的爱戴，其影响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千百年来，用来纪念他的庙宇遍布各地，尤其是在他的家乡耀县，早在唐朝后期就在城东药王山为他立祠。此后宋、金、元、明、清各代在那里陆续增建了药王庙，并建有碑亭、石刻等。如今明朝建的药王庙保存完好，庙内有“孙真人”居住过的石室太玄洞，洞外亭内有明刻《千金宝要》、《海上方》石碑。相传当年孙思邈洗药用的洗药池和他亲手种植的柏树还完好无损。这些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深受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珍爱。每年二月，人们都在药王庙举行仪式，隆重纪念和缅怀这位名垂千古的伟大医药学家。

唐代名医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他却不用动物入药。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备急千金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