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正

张从正(公元1156年—公元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 金朝睢州考城县部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或河南省兰考县小宋集北四里北沙岗)人。金朝四大名医之首。张从正张氏私淑刘完素的学术观点，对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形成了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著有《儒门事亲》。

张从正幼年从父学医，博览医书，深究医理，勤奋自坜，弱冠成器；中年时代，即成一方名医。他用药也以寒、凉为多。他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邪气，雨露等是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饮食的酸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认为这些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祛除方法采用汗、下、吐三法为要，凡风寒痼冷等所致，疾病在下，可用下法；凡是风痰宿食所致，可用吐法。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开封、归德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

金宣宗兴定年间，谕诏从正，补太医，因非其所愿，不久辞职归里，后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讲研医理，著书传世。约于公元1220年前后著成《儒门事亲》，取名的用意是：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就应当知医道。当时因有人对汗下吐三法持有异议、故书中有说、有辨、有诫、有笺、有论、有疏、有十形三疗。还有六门三法等目。旨在于攻，故号攻下派。

张子和一生著述颇多，最著名的就是他弃官之后与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共同写成的《儒门事亲》一书，书中记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而该书收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辩论性的文章，象《高技常孤》、《群言难证——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谤才——群口诬戴人》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学术上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敢于直言当时医界妄用温补的弊端，触动了许多不学无术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嫉妒他，怨恨、围攻、嘲笑，甚至诽谤他。但他从不妥协，刚正耿直，并以精深的学识力辩群医。当时，来到张子和的家中有识之士络绎不绝，高人才子日不离门，这也是对那些庸才的最有力的抨击。

在学术上，他精于《内经》、《难经》、《伤寒》，同时也提出了“古方不能尽愈今病”的著名论点。张从正对于疾病的认识很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祛邪就是补正，不能因害怕使用攻下药的而一味用补，因而创立了独特的“汗、吐、下”攻下法，并能运用自如，治好病人无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并非单纯的发汗、呕吐、泄下三种具体治法，而是分别代表着三类驱邪外出的途径。汗法，是指用药发汗，以及用针灸、洗熏、熨络、推拿、体操、气功等方法达到祛除表邪目的的方法；吐法，不单是指摧吐，凡豁痰、引诞、催泪、喷嚏等上行的治疗方法都属此类；下法，不单指泄下，其他像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能够驱除里邪的方法亦尽属此类。因此，张子和归纳的“汗、吐、下”祛邪法，实际上是中医理论中“扶正祛邪”法中以祛邪为主的这部分内容。而他认为先“祛邪”，才能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对于实证阳证，这种方法也是非常奏效的。

他还主张治疗以食补为主，并反对乱用温热药物峻补的方法。可以说，张子和的理论是建立在刘河间的“火热论”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人体诸邪皆易化火，一味地温通峻补只能使人体的痰热实邪壅滞，引发更多的疾病。这重种论点，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医学风气而言的。而张子和本人也十分重视辨证论治，并非见病即攻，在治疗过程中也一定要视病人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年岁较高的老人，身体羸弱的儿童，都是他强调不可乱攻的对象。

张子和创立了“攻下派”，疗效颇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他医术精湛，辨证准确的见证。历来，医家对于“下品”药物的使用都十分谨慎，而他能够对于这类药物娴熟使用、准确把握和对各种病证的应对自如，足见他深通医理，熟识药性，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反观今天，对于中医学尚未达到一定熟练程度的初学者和年轻医生，切不可一味地模仿和追求新奇，简单而无辨证的照搬张子和的治法和方药。一旦辨证失误或者用药不慎，很容易造成医疗事故，十分危险。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也是后世医家虽不敢尽取其方，却十分肯定张子和本人在医学上的造诣，并敬佩他的胆识和学问的原因。

张氏强调攻邪，将其归纳为汗、吐、下三法。张氏对此三法的运用十分纯熟。他认为，只要邪气存于肌表，尚未深入，便可应用汗法。他所指汗法，包括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在具体应用方面，张氏认为首先要明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实际应用时，不仅表证可用，诸如有里证者，若兼有表证之象者亦可应用。其中，张子和尤其注重辛凉与辛温发汗之间的分辨，注重从地区、季节、体质、感受邪气、禀性、脉象等方面之不同，以鉴别辛凉与辛温的不同适应证。在使用汗法时，强调汗出之时要周身出遍，要渐渐汗出，且不宜过多，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对于吐法，他认为凡风痰、宿食、酒积等在胸膈以上的大实大满证均可应用。如伤寒或杂病中的头痛，痰饮所造成的胸胁刺痛、失语、牙关紧闭、神志不清、眩晕恶心等，由于病邪在上，均可用吐法。当然，他所称吐法，不仅仅指涌吐而言，“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具体应用上，一般情况下，凡吐至昏眩，可饮用冰水可解，没有冰水，服用凉水亦可。此外，有一些不适应使用吐法的患者，如性情刚暴、好怒喜淫、信心不坚、病势临危、老弱气衰、亡阳血虚、自吐不止，诸种血证等，均在禁用吐法之例。

对于下法，不仅局限于通泻大便，“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即将通达气血，祛除邪气，使之从下而行的多种治疗方法统归于下法。由于张氏对下法的概念范围的扩大，因此张氏下法的适应范围亦是十分广泛的。诸如胃肠部有各种结滞；伤寒大汗之后而因劳而复发，热气不尽者，杂病腹中胀满疼痛不止而内有实邪者；目黄、九疸、食劳及落马、堕井、打扑、闪肭、损伤等外伤引起者，均可选用下法。此外，张氏还列举了三十味常用攻下之药，诸如大戟、牵牛、芫花、巴豆、甘遂等峻烈攻下之品均在其列，而且对一些毒性药物的应用，提出应当慎重，既强调其治疗作用，又注意其弊端与副作用，可见其应用是十分娴熟的。

相传，他曾用心理疗法治愈了一名女性患者。一次此女外出住店，半夜三更正好遇到一伙强盗抢劫，于是她受到惊吓，从此以后，只要她一听见有异常的响声，便会昏倒在地。遍请名医，或重镇安神，或养心宁神，经治一年有余仍不见疗效。后请张从正诊治。

张从正细看前医处方，并无发现差错之处，观患者面色未见异常，切其脉象六脉平和。张从正沉思一会儿，便命两名家人抓住患者两只手臂，按坐于高椅之上，然后在她的面前放一张茶几，张从正指着茶几说道：“请看这里”。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响，那病妇即欲惊倒，张从正说：“夫人，你看我用棍子敲打茶几，你有何可怕?”待她心神稍定，又敲打茶几，病妇惊状减轻，反复多次，再敲打茶几时已无反应。然后命人敲打门框，再敲打后窗。病妇情绪稳定，家人笑问从正：“先生，你这算什么治病之法?”张从正答道：“《内经》云：‘惊者平之’。平即平常之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习惯了自然也就不惊了。让受惊之因如平常一样，何以惊之?”病家闻之称是，医者闻之敬佩。当晚，张从正又命人敲打门窗，彻夜闹腾。从此病人病愈。

张从正承袭《内经》及张仲景学说，私淑刘河间之学，创“病由邪生，攻邪已病” 的攻邪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发病学理论。

在临床上，张氏吸取和发挥了前人理论，扩大了汗吐下三法的应用范围，促进了治法理论的发展，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情志治疗方面很有特色，为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张氏的攻邪理论突破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常规用药规律，为后世温病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重张从正在前人理论与临床的启示下，为纠正时弊，提出一整套攻邪祛病的理论，并为中医的治疗学充实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医，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