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玲

擅长诊治常见病、多发病、乃至疑难杂证，尤其是脑系、消化系疾病、更年期综合征、各种发热等疑难杂症的治疗。

1966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

1967年，支边甘肃白龙江林业局职工医院。

1974年，调入河北新医大学（现河北中医学院）任教，其后调入石家庄市中医院从事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先后任医务科长、脑病科（河北省重点中医专科、国家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主任，学术带头人。

主持完成省、市科研课题七项，均获得了省、市科技进步奖。

1995年，荣获石家庄市首届八大名中医称号，并被推选为河北省第一、二批及全国第四、五批师承教育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河北省首届名中医。

曾任：

石家庄市中医学会理事

省、市职称评审专家组成员

参加米仁康老师领衔主编的《中医外科学》的编写工作。

1.施云科,王淑玲,姚建景.王淑玲教授治疗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经验总结[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27(34):3810-3812.

2.王淑玲,姚建景.藻酸双酯钠致肝功能受损3例[J].中级医刊,1993(08):41.

3.王淑玲,王玉虹,任韻兰,张效利.高热治验三则[J].河北中医,1991(06):10-11.

4.赵俊杰,王淑玲.38例胃下垂的分型治疗[J].河北中医,1985(01):33-34.

1、整体调治，尤重脾胃

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祖国医学的各个领域，祖国医学认为五脏之间存在着“生我”、“我生”、“胜我”、“我所不胜”的生克制化关系，因此任何一脏病变均可与其他入脏腑病变的发生有关，故中景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论述，不仅在预防上有重大意义，对疾病的治疗亦有理论指导价值。王师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向愈与恶化，病愈后调养及慢性疾病的论治，都与脾胃功能密不可分，“辨证论治”必以脾胃为本。经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素问·灵兰秘典论》言：“脾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收纳、消化、吸收，化生精微敷布周身，以供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并将体内糟粕通过脾的运化，排出体外。正如《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素问·玉机真脏论》亦云：“五脏者，皆禀气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说明胃为五脏六腑之根蒂，脾为孤脏，为土居中央，化精微以灌溉心、肝、肺、肾四脏。

中医学是实践医学，是几千年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的总结，其内涵博大精深，是在古代朴素的自然科学观念下形成的。《脾胃论》即是其中之一，属易水学派。以脏腑证候的病机及其治疗为研发课题，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派。东垣在其前辈（张完素）“脏腑议病”的启示下，别开蹊径，阐发《素问》“土者生万物”的理论，创立《脾胃论》。惯用补中、升阳、益气、培土益胃诸法，称谓“补土派”。在先人的启迪下，王师在临床实践中，时时注重运用“整体观念”为纲，以“八纲辨证”为线，“四诊合参”为切入点，“脏腑辨证”为轴，达到“辨证论治”与“治病求本”的目的。而脾胃则是“辨证论治”的中心，“脏腑辨证”的中轴，是人身气机、气血、阴阳升降的枢纽。施治重脾胃，选方重合参，用药重升降。

因脾胃为升清降浊的枢纽，在某些疾病的发生及治疗过程中亦尤为重要。王师在治疗眩晕的患者时，常采用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屡试屡验。患者，临床常以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纳差便干，舌质淡苔白，脉沉滑或细滑为主要临床表现。王师在临床诊治过程中，认为本病由于脾胃虚弱，运化失职，湿阻中焦，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引动肝风，风痰上扰清空而致，提出本病“根于脾胃，发于肝脏，病于脑窍”的理论。因此应用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既可熄风化痰以降浊阴，又可健脾益气以升清阳。采用这一理论指导临床，既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特点，又体现出脾胃为升清降浊的枢纽作用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2、多元辨治，机圆法活

王师特别强调在当今现代科学技术发达时期，要让现代仪器为我服务。为辨证应与辨病相结合，辨病是西医的病，辨证是中医的证，证概括了产生疾病的各方面因素和条件，这些因素结合着不同体质而表现出不同的证，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指导着中医治疗。中医的病名基本是从证入手，西医之辨病、中医之辨证都是从人体各个不同侧面的现象来认识疾病的本质，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往往都会注意了一个侧面而忽视另一侧面，这是各自的短处，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最佳效果。在临床中应以先辩病，后辨证为妥，这样可以为病人选择是以西医治疗为好，还是以中医治疗为好，或以中西医结合治疗为好，因为明确的病理变化常带来不同的治法，如脑瘤与脑血栓引起的偏瘫，从症状上分不甚明显，但辨清疾病在治疗上有很大的区别。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确诊了很多不典型的疾病，尤其是临床不少无症状疾病，给中医的辩证论治带来了新的问题，因此对某些“无证可辨”的疾病如何认识，是中医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王师认为，某些无自觉症状的疾病，绝非绝对无证可辨，应把社会的及与生俱来的因素综合分析，根据患者的性别，发病年龄，发病诱因，发病季节，舌苔脉象做出准确的辩证。此则天人之文蕴，大略尽此。但应注意不要被现代医学的检查和病名所束缚，勿过拘忌，确信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治之要，在王师临床治疗的不少无症状性糖尿病病例中可充分体现这一点。

糖尿病（Ⅱ型）为现代老年多发病之一，不少本病患者是在临床体检中偶然发现尿糖阳性或血糖增高。临床并无自觉症状而来就诊。王师认为老年性糖尿病属肾虚所致。肾封藏失职，则肾精不藏。肾所藏之精，一为先天之精，与生俱来；一为后天之精，为水谷精微所化生。先天之精不藏则见遗精、早泄；后天之精不藏，责之脾胃不运，水谷无以化生气血，则水谷精微下注随尿而出，故见尿甘甜，尿糖阳性。基于上述观点，王师在临床辨治过程中，常采用两种方法：滋补肾阴法，方选麦味地黄汤加味；调补阴阳法，方选二仙汤加味。选用此方的依据是：①此型多见于更年期患者；②患者多见舌质淡，苔白或白滑，脉沉细或沉迟。王师在应用本方时稍做调整，去仙茅不用，因其性温燥，有小毒，而仙灵脾、巴戟天属温润之品，无伤阴之虑，临床可放心使用。二仙汤本为治疗更年期高血压、更年期综合征的有效方剂，其具有调整阴阳的功效。王师根据患者病发于更年期这一年龄特点，巧妙地运用二仙汤加减治疗，可以说是洞悉病情，知常达变。

对于失眠，中医学认为人的正常精神情志活动是以气机调畅，气血平和为基本条件，“气血冲和，万病不生”，肝主疏泄，调畅气血，对保持心情舒畅起着重要作用，若肝失疏泄之机、条达之性则气血失和，病即由之而生，内伤杂病，七情居首，郁生百病，肝当其冲，故情志为病，多源于肝。王师综合失眠病人的症候特点，发现年龄跨度越来越大，因精神因素合并躯体疾病者越来越多，气血旺盛者多，纯虚者少，中医辨证实多虚少，因此治疗失眠多从肝论治，而兼顾他脏。从肝治疗常用“疏、散、清、泻、补、益、平”七法。

3、四诊合参，审证求因

王师治学严谨，注重辨证，常谓辨证施治是祖国医学的精华，是中医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强调诊察疾病必须有整体观念，重视气候环境、精神因素的变化及饮食、起居等因素影响，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对妇女必问经带胎产史。故其临床应诊，诊察非常细致，每遇患者，必不厌其烦，详细追问发病诱因、病史、病情及治疗经过等情况，并仔细观察患者神色形态，再结合脉诊、切诊、舌诊，四诊合参，审证明确，方才言治。告诫我尤其对病久复杂，疑难及病人先入为主，一就诊就先列出所患疾病、所做检查结果者，一定要仔细望、问、闻、切四诊检查，将四诊所得的材料综合分析，运用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联系客观条件，对疾病进行分析、归纳、推理、判断、进而作出对当前疾病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的认识，再给予正确的理法方药，让西医为我服务。

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乃祖国医学治则大法。临床中王师善以脾胃为中心论治疾病，疗效显著。脾胃为后天之本，人身气血生化之源，周身气机升降之枢。遵循望、闻、问、切四诊，其中以问诊为要（采集病史），若不问清症候，即无证可辨，何谈“辨证施治”？其次，则望诊：观形体，察舌象，结合切诊可定病之虚实。如若形肥，舌淡胖，苔白厚者为脾（胃）肾阳虚之本，寒湿困脾，侮肾为标；形瘦，舌红，苔薄黄为脾肾阴虚，或心、肝火炽，母病及子，木郁克脾。

施治重审因，只有切中病因，才能达到“治病求本”之实。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繁多，但不外乎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此可谓“千般宸难，不越三条”之理，此三者，以内伤七情之因居其八九。七情之中又以忧、思、怒为之多乖。忧思伤脾（胃），郁怒伤肝，精神刺激资助心火，壮火食气，喜怒忧恐耗伤元气，心火独炽，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脾胃论》云：“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不仅概括了内因致病是主要因素，而表现出李氏颇为重视精神因素在内因致病中的先导作用。当今社会，发展迅猛，人们的家庭、社会压力逐日以增，内因致病颇为突出。

中风即现代医学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元代沈金鏊提出：“元气虚为中风之根也”李日杲、王清任也是特别重视元气虚在中风病机中的核心地位，对虚、痰、淤、火、风的关系，《杂病源流犀烛·卷十二·中风源流》有精辟的分析：“向来惟东垣主虚，而河间则主火，丹溪则主痰，似乎各异。不知惟虚也，故无根之火发焉；惟虚也，故逆上之痰生焉。特东垣举其本，河间、丹溪个举其标耳。未有痰与火之发，不由于虚也”，即河间主火，而其论曰：“中风瘫痪，非外中风邪，亦非肝风独盛，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盛，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盛，而热气佛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无所知”。丹溪主痰，而其论曰：“东南气温多湿，有风病者非风病也，皆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夫人之气，根于脾，主于肺，苟脾气充盛，自能健运，内因之湿何由生，外来之湿何自感，痰即不能为患矣。然则痰之壅逆，非由气之虚弱不能健运乎。亦可知曰火曰痰，总由于虚，虚故为中风之根也。”所以王师认为中风成因应以元气虚为本，以痰、淤、风、火为标，在治疗时强调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临床详察其标本虚实，对本病的有效防治至关重要。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扶正祛邪是其大法，根据历代医家的研究结合现代医学对本病的认识，可以确认“血瘀”存在于中风病的始末，活血化瘀法也为临床医者广泛采用。王师在应用活血化瘀法时绝不是机械地应用。她常谈到，六淫邪气有寒热之别，内伤七情有喜怒之分，此外尚有饮食不慎、外伤、痰饮、瘀血等致病因素，在几种致病因素并存的情况下，应分清标本缓急、孰轻孰重，只有细致入微的诊察，方能做到明察秋毫，以行正确治疗。而瘀血本身虽是异物实邪，但瘀血的成因则有多种，有气虚、阴虚、血热、寒凝、痰阻等，因此必须详辨寒热虚实。中风一证，常数种邪气并存，不可单纯应用活血化瘀药物，必须审证求因，标本共施，更不可为现代医学对本病的认识所束缚。即便是出血脉，也为离经之血，可活可化，即古训“有故无殒，亦无殒也”之意。否则将难以起效，总之，决不可脱离中医治病求本的原则。急性期，以祛邪为主，但应明辨邪气的性质便以祛邪之法；恢复期，扶正为主，亦要详察五脏的阴阳盛衰，审其虚之所在而扶之。

王老师认为中风多见便干或便秘，急性期而腑实便秘又是中风病情恶化的重要诱因，而在恢复期及后遗症期，常常因卧床、活动减少而见便秘等症，因此将通腑法作为提高中风疗效的重要措施，即“三期一贯”的治疗原则。如对对阴虚燥热者予增液承气汤，痰热腑实给予星篓承气汤，气虚便秘者加入大量生白术、火麻仁、当归、秦艽等。